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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份工作，是95年的冬天。



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北京女孩，她把我带到她的姑姑家。



经过全家人郑重的相面，尤其是她的姥姥，上上下下的用北京老太太特有的敏锐眼光审查了我一遍，我就成了她表弟的家庭教师。



那时候，工资200元。



因为看我寒酸的样子，孩子家预支了我100元。



我把这100元仔仔细细的看了又看，高兴的有些眩晕。我有了工作……工作！而且，我有了工资……工资！那一刻，猛然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一种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成就感——我终于可以象城里人那样，对还在山里的伙伴门宣称我“上班”了。



于是，我坐在清华大学的长椅上，给娘和爹写了一封8页密密麻麻的长信。对于我这个山里姑娘，清华，哪怕是坐一坐，都有说不出的豪气。记得临行前，比我大半岁的，快要嫁人了的堂姐含义复杂的说：“你要去北京了，你就要成为北京姑娘了，不要看不起我们乡巴佬啊。”虽然借来的2000块不足使我买一件象样的行头去做一个“北京姑娘”，但我毕竟看到了天安门，还毕竟，我已经坐在我堂姐想都不曾想过的清华大学。



8页的信寄回家，一定会被乡邻争相传看。于是，我象堂姐那么含义复杂的在落款处工整的写下：草于清华大学清华园。



为了我8页文采飞扬的信和我的工作、清华大学的字样，想着以后将会日进7元，和还有的50块钱，我决定把这第一次的工资寄给家里，证明我是多么的卓尔不凡——16岁的我是村里走的最远的女孩子，而且能够挣这么多的钱。那个晚上，我怀着更坚定的出人头地的信念，好不容易才睡着。



12月北京的天还是灰蒙蒙的，我就起来了。同室的七个女孩子中最大的偶尔睁眼问我是不是太冷了过来跟我一起睡吧。我看着只有一张薄薄被子的木板床喜孜孜的说没有没有。抹一把脸偷偷的就出了门。



邮局还不会开门。我抑止不住的在圆明园的树林里快速奔跑。



我把那看得见爹娘笑脸的100元钱放在信封里，紧紧捏着。我可以给家里寄钱了。这是我经手的最大的一笔钱吧？它可以任由我支配！



我把那8页的长信拿出来，将钱夹在里面，叠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都不会疑心那里面放了钱：平整而不透明。才放心的穿过我不熟悉的马路，走进邮局，投入到里面那个我认为最保险的绿色箱子。



慢慢的，拿“工资”、“上班”，不再成为我写那么多文字的信的理由了。我已经在那孩子家做了一年半的家庭教师。孩子到美国了。他在给我的信里说“小老师，等我回来，我要教你学外语”，我才想起，我第一次从他家里拿到100块的工资时，我给家里写的那封长信——此时我家里已经有电话而不必写信了。



于是，我急忙给家里打电话问起。问起是否记得我写的那8页的信和是否高兴于我的第一次给他们寄的工资。



他们哼哼哈哈的，说不太记得了。当我再三的提及那100元钱，他们简直被我闹糊涂了，说，你的钱不都是汇过来的吗什么信里还有钱我们没看见过啊。



我说不可能你们再想想啊。娘和爹还是说没有见过我放在平信里的钱。



呼啦一下，95年12月冬天又那么清晰的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清华园又那么神圣亲切的象旧电影一样回放着，第一次拿工资的喜悦在大脑里烙下了一个印记……我是从那一刻，有了大人的感觉的，我是那么郑重的把它们都叠在了我的家信中。



今天又要寄钱了，寄给爹娘的再也不以三位数计算。但我真的不肯相信，我的第一次工资，它不曾到过我父母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