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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与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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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去天涯社区，在论坛里读到一南方的朋友发的帖子。这位朋友是广东省沿海某县城国有银行的职员，据其称是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在帖子里说到自己的年收入为28800圆人民币，然后讲到距离香车美女的遥远，为此唉乃了几声。
在这个帖子下面，还有许多人的发言，将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大致情况作了对比，大家都颇有不少不平之气。
比起八十年代前一穷二白的时期，开放以来，我们的贫困感却前所未有的泛滥起来，腰包都不约而同地鼓了，而欲望的丘壑更加起伏。泛滥的原因细究起来可能各人各有不同，但都有刺激的因素在内，随着信息传递的快速发生，人们的视野也随之普遍地在延伸，况且言利又成为经济时代的共识，所以眼神也纷纷从一个人的口袋跳到另一个人的口袋，跳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比附的过程，一些烦恼和所谓的自信便应运而生。
从进入私有化社会，人类的财产拥有剩余后，欧亚大陆的居民可以说普遍地就没有绝对的贫困过，如果以时间考量之，也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虽然其间有战争、剥削和各种各样的灾害，但财富从大的时间段上看还是在不断地递增。中国的汉代刚立国时，刘邦有次欲坐牛车出巡，在长安城内却连几头象样的牛都找不到，但仅过了六十年左右的工夫，汉朝就已富甲天下，公私仓廪俱丰实。
在某个意义上说，在人类社会相对和平安宁时期，只有相对的贫困的存在。这个相对贫困的程度和这个社会的财富的拥有量并非完全成正比的，而是和人们的观念成正比，。九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物价增幅一直呈水平趋势，城市人的工资十几年来翻了几翻，而农民的收入虽也在增加，但其速度远远赶不上各种附加费的增加速度，关于这方面有太多的数据可以证之，从世纪初三农问题浮出水面即可观之。在这一次财富的迅急增加中，无庸置疑的事实是，多数农民退居边缘，成为新的也是最显著的相对贫困群体，但是自我个人经验和所见出发，叫嚣贫困者却多是城市人，上面那位朋友的发言就是例证。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城市里有些人们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他们也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城市的叫喊，有两个主要的根由，一是城市在新的一轮社会大潮中逐渐控制了话语权，按照福柯的分析，话语权的争夺牵涉到政治地位和各项收益的多少，拥有了话语权，黑白是非尽在握中，至于的真相的多少都要让位于个体或群体的利益，在社会话语里面，没有永远的真实，只有永远的利益。另一个重要根由在于，城市里的贫富分化远远大于传统的乡村，暴富者与中间阶层的距离以及与底层的距离遥远地令人不可想象，这使人们内心的刺激得到疯狂地滋长，不满和不平的情绪弥漫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全球化的大潮，经济竞争的大趋势，摧醒了这个古老民族酝酿很久的强国梦，但作为普遍的人性来说，却跟本不可能有如此高尚的向往，避苦趋乐的本性被大大地膨胀起来，享乐主义在财富的积累上虚幻地生长着，所以内心的位置多留给那些各种各样的发财梦。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那些各式走捷径的成功故事，关心的是《财富》论坛以及全球财富的排行榜，对比自我的现实后，自然自己就和自己较上劲了。
沸沸扬扬的“河南人形象”问题现在还没有尘埃落定，鄙视也好，批评也好，呵护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最后都要归结到钱多钱少的问题，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是也。其实钱的多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还有另一个问题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钱的干净与否也同样重要。在普遍的人性面前，人们都应该放下自以为高贵的架子，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许多嫖客心理上大都认为妓女很脏，但他们却从未自审过自己是否与此同类。
我的故乡和我现在生活的城市皆在河南，河南的贫困是我所知道的。比起上面朋友的收入我们多数河南人都是汗颜的。我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在我们这个中等城市，在我这个年龄层次上都是非常好的，也只有一万多一些，刚好和我们国家的人均收入持平。虽然也有巨富，但总感觉他们生活在另外的地方，因为彼此仿佛平行的铁轨，因而把目光投向他们的机会极少。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城市的下岗职工特别多，马路边占道的小摊小贩这几年成倍增加，据说有不少下岗特困工人连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的120圆资金都领不到，即使是在岗者，一家人的月收入也多在1000以下，但生活依然还是要流逝下去的，也没听说有多少风高放火者，社会也没因此陷入动荡，局势是相对安宁的。有此次晚上上完课归来，在出租车上与师傅闲谈，听其说到他是夜晚租用别人的车辆工作，除了交给车主的租金外，每月所剩无几，家中有两个孩子还在上学，而妻子也没工作，很多时候他感觉到力不从心，所以只好加倍工作。从他的语言里我听懂了一个普通人心事的一角，虽然生活艰难，但绝不彻底悲观，而是努力为之。这样的故事我也知道绝非特例，鲁迅先生曾赞许萧红的《生死场》，说她将北方人民生的坚强通过小说鲜明地勾勒出来，这种生的坚强的精神我更知道绝不是一时一地，而是经过历史岁月久久沉淀的结果，亦非与时俱变。
生活永远都是有缺憾的，旧的缺憾弥补了，还会有新的缺憾从手掌上飘落，在一个把经济问题都要简单归结到钱的问题上的今天，生活的缺憾很容易被钱的多少所衡量，过去的地主，把地的多少作为衡量自我生活质量，而现在的人们仅仅是把内容做了置换，而思维方式却未脱窠臼。弗洛伊德是这样认识人的：他具有想象力，老想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和满足，但又不可能实现，在每件事上他都是得不偿失，妥协认输是他立身处事的最好方式。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只放在一个尺度下照耀，那么，即使是达到了某种目标，也是以更多东西的丧失为代价的，因为奥多说过：重要的不是活的最好，而是最多。
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生活河流的水量，才是幸福和理想的，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尺度缺乏恒定的统一，但最基本的水量在某个特定时期却可找到一个大体的标准。余华在其小说《活着》中多少展示了一些，而托尔斯泰在其小说《一个地主的死》中对此作了哲理的展开，主人公是一个也叫聂赫留朵夫的地主，一生醉心于扩大自己的领地，从十几英亩到扩展到几千英亩，一步步在接近自己的目标，不过到他死的时候，托尔斯泰告诉了我们他的墓地的大小，宽几英寸，长十几英寸，这是他最后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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