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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七)
(七)
石升科以前当副参谋长工作情况如何我们不甚了解,也只有听别人偶尔说一说。就拿他进入四清工作组以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抓一件成功一件,件件都有良好的轰动效应。师里两次四清工作现场会都是在三营召开的,师里的《四清工作简讯》发几篇三营的工作报道,就连兵团领导都知道共青农场三营四清工作组,因为他们刨出了两个重量级人物,牵涉到罗瑞清大将和徐向前元帅。石升科除了“过五关斩六将”,也遇到了两件“走麦城”的事。
十六连二排三班有位叫辛寒冬的年青职工,老家是安徽亳县人,父母亲都是富农分子,属于监督对象。在家乡他不忍看到父母所受的非人待遇,在一个溱黑的夜晚走了十几里山路,合同邻县的几位同学一起搭上火车跑了,在乌鲁木齐收容站里呆了一个多星期。他们同学中有一个人的舅舅在共青团农场,说是一位生产连的指导员,通过这种关系才把他们五个人保了出来,而且顺利的报上了户口并参加了工作。清队一开始辛寒冬就如实的交待了家庭成分是富农,父母亲是富农分子,本人是高中毕业生。那年成,农工中有高中文凭的人很少很少,论理说应该给以重用,可他是盲流,又是富农子女,只有老老实实的当一名农工罢了。辛寒冬想得开,这总比家乡农村好的多了。反正盲流又不是他一个人,连上多着呢!成分不好也不只是他一个人,连上也多,少说话少乱跑只管上班干活。辛寒冬有个业余爱好,喜欢捣弄电器东西。别人是拿钱买收音机听,他是自个儿买零件自个儿搞安装。他还算行,用一个可控硅的可变电容,两支二极管,几支电解电容,一个耳机,就装出了一个收音机。虽然收台不多,但也能收上一两个台的节目。就是要戴上个耳机,手要不断的调弄可变电容,他怕影响别人常常是躲在辟静处或是钻在被窝里弄整他那个收音机。他那个班的班长是个河南人,没有啥文化,清理队伍开始后他向四清工作组报告本班农工,富农子女辛寒冬经常戴着个耳机收听敌台,时常发报与国外特务联系。这还了得!有一天晚上由安班长带着工作组的人突然冲进三班宿舍,一把掀开被盖,辛寒冬正戴着耳机在捣弄收音机。这下可抓了个正着,富农子女妄想复辟变天,正在和国外特务发报联系。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开始搜找辛寒冬的其他东西,拆开他的被子,掀开他的褥子,打开他的一口木箱。这对一个单身职工来说,已经是全部家当了。一位前来搜查的人高声说:“你们看,木箱盖上写的是什么?”几只电筒一下射向木箱盖上,只见木箱盖板上面有一行字:中国 毛泽东,是用粉笔写的,清晰可见。木箱盖板下方有一排字,已经是模模糊糊,但基本还看得清,写的是:三营 辛寒冬。立刻有人惊呼道:“是反动标语!你们看,中国毛泽东,三营辛寒冬。他不是明明把自已比作是毛泽东吗?”
听了前去搜查的人汇报,石升科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当场宣布将辛寒冬捆绑起来关进了地窖。给他列了两条罪状:一是长期收听敌台,与国外特务发报保持联系。二是书写反动标语,自喻是中国的领袖,恶毒攻击毛主席。根据以上两点,辛寒冬是十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把他抓出来是我们清理职工队伍的一个重大胜利,是清理历史问题转入清理现行阶级斗争的重大转折表现。第二天上午,趁办公室里没有人时,我对石升科说:“石组长,我看辛寒冬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那只是个二极管的可控硅收音无法发报,收台也只能收到新疆台,哪能收到敌台?他那个木箱上的两行字显然不是一次写的,一行清楚,一行模糊,中间还有那么大的间距。硬要把它联在一起说,有些牵强附会。”石组长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下午在营部召开了一个营级、连级领导和工作组成员的会议,会上石组长简单地小结了一下前一阶段的清理工作,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舆论一律,统一认识,增强组织性。二是站稳阶级立场,坚定革命意志。三是加大清理力度,加快清理步伐。这三点是对所有领导和工作组成员提出的,更重要的是对我,我听得出来。他是要我在辛寒冬的问题上不要另出言路,统一在他的认识之下,我怎么敢和石组长较真呢?只好把我的看法吞进肚子里,嘴上还要加上一把锁。我还得按他的认识去写上报材料,通过两次修改才把材料写好。最后辛寒冬成为全团在四清运动第一个要被送进劳改队的人,定为现行反革命罪,但地方法院在审理时认为证据不足,把材料退回来了,并批示由农场内部处理。农场内部怎么处理?只有把辛寒冬在团部禁闭室关了一段时间,后来把他弄到师部办的一个煤矿去了。到好!因祸得福,辛寒冬不是农工,成了工人了。(后来听师里的一位同志说,三营工作组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点过去牵强附会,煮成了夹生饭。但鉴于三营工作组一向工作卓有成效,辛寒冬又回原单位不好,师里只有把辛寒冬安排的远一点,调到山沟里的煤矿去,影响面也许要小一些。)
第二件“走麦城”的事是十五连逼死一位女职工,在三营闹得沸沸扬扬。这位女职工叫潘芹花,四川大邑人。人长得很漂亮,杏眼,柳眉,脸上有对迷人的酒窝。身材高挑匀称,胸部高大挺拔,臀部翘得分寸适当。尤其是她对你一笑那对酒窝活活能把人淹死,别看她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笑起来的声音还是银铃般的清脆。她在伙房工作,常常是站在窗口卖饭,引得不少职工明明是打一次饭就可以的了,都要分着两三次打,目的是想看看她,和她说上几句话,看看她那张迷人的笑脸。有些人还故意在交饭菜票时摸摸她的手心,然后才满足似的笑哈哈地离开卖饭窗口。潘芹花为人爽快,说话总是带着一幅笑脸,但她从来不浪荡。那怕是那些故意想摸她手心的人,她都从来不言不语,好象没有发生什么,打她的饭找她的钱,给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一个没趣。她不象有些女职工和男同志打情骂俏,甚至还动手动脚的开玩笑。她是可以说可以笑,说的话不出格,她的笑清脆但不浪荡,她更不会动手动脚的和男同志打闹。潘芹花有一手剌绣的好手艺,工余时间和晚上她从不窜门子,在寝室里做崩子崩布,把花鸟花卉描在白布上,然后就是配色配线搞剌绣。不少女工都跟着她在学,工余时间她的寝室好象成了剌绣的培训班,女工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嘻嘻哈哈。难免有人要问起她的手艺是从哪儿学来的,潘芹花说从小在老家大邑的地主庄园里学的。她无心的一句话在清队时成了有些人的把柄,有人揭发她,说她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小老婆。理由是她是四川大邑人,又有这么好的剌绣手艺,贫下中农的子女谁能有机会学得剌绣手艺?在地主庄园里她这样漂亮的女子能不会成为刘文彩的小老婆?于是她也成了清队审查的重点对象。论年龄她现在三十五六,解放时也已经是二十好几的人了,从年龄上讲是刘文彩的小老婆是有可能的。她也被关进了地窖受到审讯,也挨过打。很快她诚认了自已的历史,六一年老家闹饥荒,吃树皮吃草根,甚至还挖观音土吃。那年秋天她带着二十几幅剌绣赶成都,在成都卖了个好价钱,当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店,那里有十几个人商量着往新疆跑,说新疆好找工作能吃饱肚子。于是她也跟着那伙人上了火车跑到了新疆,好在顺当和她一起来的几个女的都在共青团农场落下了脚。半年后她给家里寄回去四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和一百块钱,父母亲和丈夫以及八岁多的小女孩高兴得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在那闹饥荒的六一二年,有四十斤粮票和一百块钱简直可以救活一家人啊!她的女孩英英闹着要爸爸给她卖白面馒头。母亲抹着泪花说:“芹花真能干,在新疆参加了工作,才半年就给我们寄回来了这么多的粮票,这么多的钱。”
在地窖审讯中潘芹花也交待了她的家庭成分,解放前父亲确实在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里干过。他有一手榨油的好手艺,专门负责了两处油坊,母亲也在油坊里做活炒菜籽。夫妻俩卖命的干活,搏得刘文彩的喜欢酬金也给的不低。没过几年夫妻俩积蓄下了一些钱,把家里的房子重新修了,还买了十亩水田,十亩坡地。刘文彩的油坊又不放夫妻俩人走,他们只好把家里的田地租给别人耕种。潘芹花是他们的小女儿,十三岁时跟着父母亲进了刘文彩的庄园,不过她不是佣人也不是丫环,莫名其妙的享受着一种不明不白的特殊待遇。主要是她父亲是出了名的“潘油坊”,独挡着刘文彩的油坊业。刘文彩为了栓住“潘油坊”,当然要特殊照顾他的女儿了。潘芹花可以在刘家请来的私塾老师那里读书上课,可以进入剌绣房里学剌绣,可以在刘家庄园里的后庭花园里玩耍。解放后“潘油坊”回到了家里,本地土改时根据他的田地和房产给他评了个小土地出租的成分,这个成分的人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有时被当作劳动人民,有时又被当作剥削阶级在看待。
潘芹花已经如实地交待了家庭成分和如何跑到新疆来的,审讯的人觉得还不过隐,非要她诚认给刘文彩当过小老婆。审讯的人让潘芹花脱掉衣服,直到只剩衬衫和衬裤,光着脚站在一根园木头上。一会摸一下她的脸,一会揪一下她的屁股,一会在她胸前抓一把。问着问着有人蹬一脚园木头,木头一滚潘芹花失重一个趔趄要倒下去,审讯的人连忙一把抱住。脸对脸,胸对胸,趁抱人的机会还把手伸进潘芹花的衬衫里,使劲摸揉细嫩的肉,发出一阵淫秽的狂笑。这样的恶作剧他们一天不知要搞多少回,这那是在审讯,而是一群饥渴的男人在那过干瘾。潘芹花没有吼,也没有叫,她知道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给她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戴上一顶叫你不得翻身的帽子。她怕失去现有的工作,怕失去每月三十八元九角二的工资,怕失去每月三十五斤的定量,这些不仅可以保证她和生活,而且还能为老家的父母,丈夫,女儿提供一些生活救济。她常常是暗自流泪,把一切委屈和冤枉都咽在肚子里,她本想只要把家庭和本人的生世说清楚就能了事,可那些人非要让她诚认当过刘文彩的小老婆。一天晚上她刚模模糊糊的进入梦乡,一只粗大的手在她脸上抚摸,接着那张带着蒜味和烟味的嘴伸了过来。她本能的往后退缩,双手护着前胸,她知道来人想要干什么。一个低沉的声音对她说:“你不从,小心天亮后咋个收拾你。”夜深人静又在地窖里,可以说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双粗大的手肆无忌胆地伸进了她的衣衫里,老熊一样的身躯压在了她身上,那人真疯狂象只恶狼嘶咬一只小羊羔,她被侮辱了。末了还留下一句话:“你敢说出去!”
过后的两三天里没有审讯她了,只是让她写交待。有一天下午来了两位陌生的人,不是前几天审讯她的人。来人气势汹汹的问她交待写好了没有?他们一看交待还是原来那些话,一个胖子说道:“你硬是不说?那我们就堵住你的嘴和身上所有的洞。”两个人拿了几个大洋芋用刀在削,先是用削出的洋芋塞进她的嘴里,又用两个小一点的塞进她鼻孔。随后把她手捆起来,三下两下强行脱掉她的裤子。一个人骑在她身上,一个人把一块削尖了的洋芋从肛门里给她塞进去,又把她翻过身来用一块粗壮的洋芋从阴道给她塞进去。憋得潘芹花脸红筋涨,来回扭曲着身子在地上翻滚,那两个人站在一旁发出得意的淫笑。没过几分钟潘芹花在地上已翻滚不动了,象是死了一样躺在那里。胖子对另外一个人说:“把她嘴里和鼻子里的洋芋取了。”象是死了一样的潘芹花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还是全身无力的躺在那里。胖子说道:“这就是你不说的下场,还有更凶的专政手段等着你呢!”折腾了一阵两个陌生人上了地窖走了。
哪受过这样的折磨,哪受过这样的侮辱。生活再困难,人都能克服,政治压力再大,也可以忍受。关地窖写交待,可以理解算不了什么,脱衣服站园木受点嘲弄也可以忍耐。沾染我的身子,用法西斯手段进行惨无人道的逼刑,用洋芋塞嘴巴塞鼻孔,甚至塞肛门塞阴道就不是人的行为了。今后让我咋个活人?咋个面对父母,丈夫和女儿?人受侮辱和折磨是有极限的,一但超过极限人就会产生绝望。对弱势的人来说绝望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杀,对于一个弱女子关在地窖里唯一能实施自杀的手段就只有上吊了。潘芹花这时很冷静,而且是出乎人意料的冷静。她没有马上取掉塞进她肛门和阴道里的洋芋,也没有去穿裤子,她是想留下真实的证据。她用让她写交待的笔和纸写下了四句话:“石组长,我如实的交待了家庭成分和历史。 腮边有颗黑痣的人奸污了我。两个陌生人用洋芋堵了我的嘴和鼻子,堵了我的肛门和下身。 父母亲,丈夫和女儿,我对不起你们,来世我们再成为一家人。”她把写好的纸条折好放进了衬衫口袋里,用捆她的绳子套在地窖顶棚的横梁上,赤裸着下身吊死在那里了。
潘芹花被人强奸,受侮辱上吊自杀的消息传遍全营全团,不久师里和兵团都知道了。上面也派人来调查,几个直接责任者都抓了。但说到领导责任和工作失误时都一直说到了工作组,有了“加大清理力度,强化清理手段,提早完成清队任务的指示”才使各小组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石升科为此在营、团、师里的四清工作组的几次会议上都作了检讨,党内还给了个警告处分。 三营工作组逼死女职工的情况还在师部和兵团的《四清工作简讯》里作了通报,为此上级有关部门还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禁止在清理队伍时使用逼供信的手段,禁止关禁闭,禁止设地窖审讯职工,禁止任何形式的体罚行为。有些地方还在成立了四清督察组,其职责是专门监督检查四清工作组有无违法乱纪行为。后期清理职工队伍的工作就要温和一些了,以职工自已交待与组织外调相结合,能清理多少算多少。上级又提出了四清工作有无成效,主要看这个地区,这个单位生产是否搞上去了的标准,纠正了那种过左的行为。共青团农场四清工作组也作了些调正,石升科不再是团的四清工作组组长了,降为副组长,师部另外派来了一名组长,他的工作只限于在三营了。
六六年春节后接到上级通知工作组要撤了,人员是各回各的原单位。也没有开什么欢送会或总结会,由师部派来的人在团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宣布四清暂告一个段落。当然在会上也说了些官面堂皇的话,例如教育了职工,教育了干部,清理了职工队伍,阶级阵线明朗了,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促进了团场的生产发展。临别时我只是和石升科礼节性的握了握手,我的心情很沉重,觉得石组长很委屈。在人们眼里他好象是犯了严重错误,好象是因为他的某些失误才导致了工作组的狼狈,才使我们这些人灰溜溜地撤走了。其实一个基层干部,一个基层领导,他们也只是政治家手上的一张牌,也只是某种路线的执行人。上面得病下面吃药,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存的一种现象,上级永远是正确的,都是下面执行的不好。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石升科是位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位勤勤恳恳的好干部,在他那里我学到了不少的工作经验。如果说在他那里要吸取的教训就是做任何事都不要太出头,就象武术行里的一句话“点到为止”,步子不快慢慢走,成绩不大年年有。也许这种中庸思想贯穿了我后来的生活和工作,正如有人评价我是:官运有但不亨通,能力强但有点事故,能说会道但常见风转舵。致使我退休时才混得个处级职位,收入中偏下,房子住得一般化,子女们也没有谋得个好位置,都是一般工人,退休后常常为当年没有抓住机遇而后恢。
不管怎么我是敬佩石升科,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位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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