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见］说话的艺术
我们不是哑巴，当然能说话，然而有多少人能把话说得动听，说得艺术呢？我不了然，但是尽吐粗糙不堪鄙俗不已的嘴巴却见得不少。
言如心声，文如其人。语言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一个人说的话怎样，可以直接反映出他的修养如何，气度如何。比如“他妈的”常挂嘴边的人，在稍微高雅一点的场合是绝对得不到任何重视的，能安慰他们的是四面八方不屑的一瞥。显然我们是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群体里面的，多数人却又极为矛盾愿意挤进去，不为什么——图一时之快。这一时之快可不好，长期下去，潜移默化、日积月累，便习惯成自然了，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既然粗野、冷漠、骄傲的语言要不得，那么说话就应该文雅、和气、谦逊了，这反映的是一颗善良、纯正、美好的心。
有一次，周恩来下了飞机后与机组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当时机械师傅邓祖炳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和其他同志握手以后就站在邓祖炳身后等着，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邓祖炳工作结束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后面，赶紧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周恩来笑着亲切地问：“噢，我没有影响你的工作吧？”
周恩来，贵为一过总理，仍能对一个普通工人如此谦逊、礼貌，我们是不是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有所羞愧有所悔悟呢？
显然，上面所说的还不是足以体现艺术的精华，那是说话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有礼貌，有修养而已。还需要去挖掘更深层次的艺术。
不管是上司对下属，还是平级对平级，或者是晚辈对长辈，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总免不了要求他人去做某些事情，这也必定会涉及到说话。切忌，这其中是不允许含有命令的口吻的。
天底下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促使别人去做任何事。你可以用枪威逼他人，要他人乖乖叫出手表；也可以用“炒鱿鱼”来威胁员工听你的话——直到你不在跟前；也可用体罚或恐吓的办法使小孩服从于你。但是，这些粗劣的办法只能带来一种极其不良的后果。
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得出，“去干这个，去干那个，别这么做，那样做”给听者的是一种什么感受。很多人在要求别人时，之所要以命令的口吻传递信息，就仅仅是因为受那么一丁点对人对社会毫无作用的虚荣心的驱使，以此凸显自我的高大、自我无上的尊严——受指使方不过是受你管辖，任你驱使，活在你俯视的眼皮底下的一只小小的蚂蚁罢了。然而快意之后得到了什么呢，显然，你必然是有所得的，即他人的不满。即使你的命令改正了他人的错误，对他人的前途发展有利。
“人靠衣装，美靠靓妆”，这句颇有影响力的广告词其实蕴藏着哲理——在好的外部环境下，人会变得开朗。语言当然也是一种外部条件，否则，历史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受皇帝恩宠的佞臣呢？改变皇帝意志的不就是那一张张谗言四出的嘴吗？所以，我们得学会给他人“戴高帽”，使他人心情愉悦，彼此关系和谐。
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戴高帽”并非一无是处的“拍马屁”。“戴高帽”和“拍马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二者的出发点迥然不同。后者是谄媚，是欺骗，仅仅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前者则与之相反，利，重于他人，虽然无可厚非我们会因此和彼方的关系和谐融洽从而使自己受利。
“戴高帽”说白了也就是稍有延伸地向他人表示赞扬，表示肯定。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有自尊，都自爱，都有希望得到别人肯定的心理。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每个人告诉我的都是我的错误我的缺点，我会高兴吗？我不会因此而讨厌他吗？
约翰·杜威认为，人类本质最深远的驱动力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林肯曾在写信时提到：“人人都喜欢受人称赞”。威帘.詹姆士也说过：“人类本质里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他不用“希望”、“需要”，或者是“盼望”等字眼，而用的是“渴望”这个词，可见“重要性”的重要性。
“有个农妇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为干活的几个男人准备了一大堆干草当晚餐。愤怒的男人质问她是否疯了，农妇答道：“嘿，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在意呢？20年来，我一直煮饭非你们吃，你们从不吭声，也从没告诉过我你们并不吃干草啊！”
这个故事虽简短，却极其精悍，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大家都干了一天活，我干吗要给他们煮饭，而不是他们为我服务？”农妇肯定这样想过。这并不是无理的抱怨，而是一种渴望得到肯定的心情。假如这些男人每一次把农妇做的饭放入嘴里嚼的时候都能由衷，或者是违心地赞扬一句“真好吃”，那么妇人也许就会忘掉一天工作的劳累，继而兴致勃勃地烧菜煮饭。无私地赞扬，给他人“戴高帽”，我们都做到了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慷慨一点，把快乐送给别人呢？诚然，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本是不应该去期待任何回报的，然而只有过度地奉献而丝毫没有任何的索取，对积极性来说是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的，以至于影响工作的开展。所以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去给他人精神上的慰藉。
美国作家霍桑，曾经是个小职员。有一天，他垂头丧气地回家对太太说：“我失业了。”谁知，他的太太听了不但没有不满，反而兴奋地叫了起来：“这样你就可以专心写书了！我一直相信你有写作的才华，你一定会写出名著来的。”有了太太的鼓励，霍桑终于成功了。
其实给他人“戴高帽”很简单，一句话的力气我们不应该吝啬。
千古绝唱《琵琶行》里有这么一句广为流传的诗，“此时无声胜有声”。音乐在空间上的暂时的停顿能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突显出其之深度的内涵美。在人的说话的领域也是有这种无声的境界的，即沉默。“沉默是金”，很难理解的一句话，“金”到底从何而来呢？
有的时候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要唯唯诺诺，点头称是，而语言是极其多余的，比如说，两个节目主持人正在解说一场巴西和英格兰的足球比赛。其中一位说：“英格兰前锋罗纳尔多首开记录”，这是一个明显的口误，罗纳尔多是谁啊？看球赛的人都应该知道是巴西队的吧。如果此时，另一位主持人马上去纠正：不对，罗纳尔多是巴西的。这句话一旦说出，会产生多大的反响？一些本来把注意力放在球赛上而没有发觉错误的观众也许就会因此觉察，从而使更多的人对那位发生口误的主持人和他所服务的电视台的水平产生怀疑。可能全地区、全国、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笑料。这样的结果对那发生了口误的主持人影响是极大的。如果自身不能很好地调节过来，负面的影响是伴随一生的。
对于别人的错误，有时候指出比不指出来得更明智。如果你肯定自己是对的，而别人错误地认为自己也是对的，那就很可能会产生一场辩论，收拾得不好，会演变为吵架，也就是达到了肝火上升的地步。甚至大动干戈，大打出手。这是极其愚蠢的，也是极不必要的。
智慧的老富兰克林常说：“如果你辩论、争强、反对，你或许有时获胜；但这种胜利是空洞的，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好感了。
所以你自己打算打算，你宁愿要什么；一种暂时的、口头的、表演式的胜利，还是一个人的长期好感？你很少能二者兼得。
在你进行辩论的时候，你也许是对的。但在改变对方的思想上来说，你大概毫无建树，一如你错了一样。
10次中有9次辩论结束之后，每个争论的人都比以前更坚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你不能辩论得胜。你不能，因为如果你辩论失败，那你当然失败了；如果你得胜了，你还是失败的。为什么？假定你胜过了对方，将他的理由被击得漏洞百出，并证明他是神经错乱，那又怎样？你觉得很好，但他怎样？你使他觉得脆弱无援，你伤了他的自尊，他要反对您的胜利。
当然，我所说的沉默，仅是对生活而言的，在科学的领域，这是难以成立也不必去尝试使其成立的。为了真理，我们尚应该献身，何况是小小的不能取悦于人的争论所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法国科学家普鲁斯特和贝索勒就为了“定比定律”争了九年。
上面所说的“沉默”并非在生活领域中的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前面已经提到过。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开开金口对他人稍稍地“指手画脚”的。但为了保全他人的面子，维护他人的尊严，我们并不能“一针见血”，往往采用的是绕圈子或者委婉的方法，即卡耐基先生所说的“如欲采蜜，勿蹴蜂房”。
一天下午，查里夏布经过他的一家工厂，撞见几个雇员正在抽烟，而头顶上正挂着“请勿吸烟”的牌子。那么夏布先生是如何处理这一情形呢？他没有指着牌子说：“你们难道不识字吗？”而是走、过去，递给每个人一支烟，然后道：“老兄，如果你们到外面抽，我会很感谢你们的。”员工们当然知道自己破坏了规定，但是夏布不但没说什么，反而给了每个一个小礼物。你能不敬重这样的老板吗？
间接地指出他人的错误能给他人留下“后撤”的余地，体面下台的阶梯，且不会引起他人的强烈反感。《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这正是这种艺术的典例。同时，这种说话的艺术也广泛应用于推销、交际，是非常需要的一种能促使人际关系和谐的交流方式。
非圣贤。犯错是人生的旅途中必不可少的课程，而这往往会触犯到他人的切身利益，惹恼他人，那就涉及到“责骂”。
“责骂”这种方式当然不失败为一种好的方法。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泄愤，让侵犯到我们使我们不快之人情绪低落，甚至受尽耻辱，然而，这却是小人的脾气，小人的手段，只有不聪明不理智的人才批评、指责、抱怨别人。
让我们先看一个事例吧。鲍勃·胡佛是个有名的飞行驾驶员，时常表演空中特技。一次，他从圣地亚哥表演完后，准备飞回洛杉矶。根据《飞行作业》杂志的描述，胡佛在300英尺高的地方时，刚好两个引擎同时出现故障。幸亏他反应灵敏，控制得当，飞机才得以降落。虽无人伤亡，飞机却已面目全非。胡佛在紧急降落后，第一个工作是检查飞机用油。正如所料，那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螺旋桨飞机，装的是喷射机用油。回到机场，胡佛求见那位负责保养的机械工。年轻的机械工早为自己犯下的错误痛苦不堪，一见到胡佛,眼泪便顺着面颊流下。他不但毁了一架昂贵的飞机,甚至差点造成3人死亡。你可以想象胡佛当时的愤怒。这位自负、严格的飞行员，面对不慎的修护工作显然要大发雷霆，痛责一番。但是，胡佛并没有责备那个机械工人，只是伸出手臂，围住工人的肩膀说：“为了证明你不会再犯错，我要你明天帮我修护我的F--51飞机。”
批评不但不会改变事实，反而会招致愤恨。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去为他人想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比责骂、批评要有意义得多，而且他人也会深谙自己的错误并且感恩戴德于你，何乐而不为呢？
不责怪他人，并非不能发泄愤怒，否则杂文就是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的怪物了。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就是这方面的大师，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说的“骂”，是可以警醒民众，服务人类，针砭时弊的语言文字，而不是不三不四秽语的人身攻击。
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曾经说：“美国国会中的有些人是婊子养的！”此言一出，“舆论大哗”，美国国会中的某些人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马克·吐温见壮立即“道歉”说自己说错了，现在“更正”为：“美国国会中的有些人不是婊子养的。”结果又是哗然，不过这次听众中多了大笑声。
想要“骂人”不至于“偷鸡不成蚀把米”，艺术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也是最难的。此时的“艺术”就体现在“骂技”的“技”上了。平心而论，实事求是的讲，马克·吐温第一次确实是太泼辣，无异于叼妇的骂大街。后来在强大的压力下，经过更改，吐温修饰了原来的“骂大街”，骂的味道却丝毫不减，显得更加“尖酸、刻薄”了——化腐朽为神奇。这样看来，英国的国会成员听了马克·吐温的一次骂嫌不够不爽，使外界舆论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多骂自己一次，并且还要比原来的更加难听。一个回合下来，大文学家占尽了上风，出尽了风头，彰显了自我的风采不说，也达到了把国会骂个狗血淋头的初衷。这所有的功劳不得不归功于那个多添加的“不”字，艺术也就在此。
想要骂人，不能指着鼻子口无遮拦地唾沫横飞，但是不骂，卡在喉咙里，有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一般，会憋坏自己，自然就得借助曲笔。
曲笔是靠兜圈子实现的。兜圈子既要考虑所使用的方式，“度”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圈子兜小了，流于直白，圈子兜大了，又可能“只见艺术不见骂”，甚至被骂的还以为别人给他贴金在夸他呢。
所以“骂人”要讲究艺术，把握好尺度。
也许我们认为好朋友之间的说话是不必去拘礼太多的细节的，随意就好，其实，不尽如此。
朋友的“朋”是两个隔开的“月”组成的，正因为这短短的距离才产生了美。假如，你是你的，朋友的也是你的，那么离分手也就不远了。所以，对好朋友说的话也不宜太过亲密：把朋友的家说成自己的家，把别人的老婆也当成自己的说，那可就要惹大麻烦了。
我们往往把知己的朋友当作自己人看，于是把话说得离了谱——礼貌少了，尊重减了……
“礼貌少了，尊重减了”其实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处在开玩笑的角度和立场。玩笑，是双方交往的关系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是，如果以亲密的朋友关系作为铺垫，把玩笑开大了，那就有可能会发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情况。自然，知己之间是大可不必去计较的，但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背景心情下谁又能保准不会呢。假如我们不从细微处注意自我的言行，检讨自己的说话方式，那么即使是山高海深的友谊也会一次次不被尊重的冒犯中消耗殆尽。
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在社会中立足少不了与他人的交往。交往的根本不在家庭背静、容貌、身高，而从容应答、和气说话是最最主要的。话，能否产生美，反映出说话者的睿智，就看是否具备了艺术。
说了几千字的“艺术”，其实也不过几点：有礼貌、懂委婉、擅转变、贵和气。总结起来，似乎挺简单，但若要真正做到并非轻而易举、一朝一夕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加强自身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多在社会中磨练，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睿智、博学、高尚的人。
说话的艺术是自古有之的，现在的有些人却以时代的进步为借口彻底摒弃了。大腹便便、粗口成章是他们独树一帜的标志。于我个人的种种和书之所著的些许启发，用浅显的文章灌以这个话题，权当自勉和助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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