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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反上”心
柳宗元的“反上”心
有几篇文章，可以看出柳宗元的一种“反上”心：即矛头直接指最高统治者－－皇帝，对皇帝的所作所为进行否定和批判。
《骂尸虫文》的对象就有两个－－一是尸虫，一是天帝－－而非一个。尸虫指的就是奸佞小人，天帝则指的就是皇帝。对皇帝不好直接骂，就采用了一种疑似的态度，说：“吾闻聪明正直者为神。帝，神之尤者，其为聪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阴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飨？”
这话是针对文中开头的一段话说的。开头说：“有道士言：人有尸虫三，处腹中，伺人隐微失误，辄籍记。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谗于帝以求飨。是以人多谪过疾疠夭死。”那么上段话就是说，他不信天帝能听信尸虫之言以致害于物，当然也就是说不信皇帝会相信小人馋言以致危害善良正直的人。
但不信归不信，事实归事实。当时的事实正是小人得道，正直人受欺。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只能是说明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正是在听信小人的馋言，以致使大多正直之士受到伤害。而这国君正是一个“下比阴秽小虫”的昏聩之君。所以这个所谓的不信，实际是否定之肯定，就是对皇帝本质的大暴露。同时也是一种否定和批判。什么聪明正直！听信奸佞小人能说是聪明正直？聪明正直者为神为帝，而非聪明正直者又安能为帝？矛头所指十分明显。
《斩曲几文》也一样，说的是几，实际上批的还是皇帝。几，本是生活，学习，工作中的器物，是人学习、工作、生活的一种凭借。没有几，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就难以正常顺利进行。但几有直有曲，有正有斜，有符合规矩制度、人体需要的，有奇形怪状，对人身体就害的。健康的人使用前者，只有秉赋不足或有残疾的人才喜欢后者，即文中所言“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风毒败形，阴 迁魄。祸气侵骨，淫神化脉。体仄筋倦，荣乖卫逆。乃喜兹物，以为己适。”
为什么对区区一几如此憎恨且要斩之而后快呢？其实是以几射人，这里的几指的就是皇帝赖以治理国家的人才。人才就是皇帝治理国家的凭借，就是皇帝的“人几”。几之有曲直，犹人才有曲直。生活中有曲几，政治中就是曲才。作者所以憎恨曲几，就是憎恨曲才，憎恨曲才的被大量重用。但怪曲才吗？不，怪重用曲才的人。所以责任不在于才，而在于皇帝。只有病夫才喜欢曲几，只有胸无大志、无德无能的皇帝才重用曲才。重用曲几的人是病夫，那么重用曲才的皇帝也就是个扶不起的病夫式庸物。矛头所指不是也很明确吗？
再看《憎王孙文》。王孙，猴子的一种，习性不好。而猿的习性很好：“静以恒，类仁让孝慈。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乖离则其鸣哀，有难则内其柔弱者，不践稼蔬……”但在争取生存的过程中，猿往往受欺于王孙，被王孙撵离故山。作者在憎恶王孙的同时，三次发出了对山灵的质问：“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即主宰一山命运的山灵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主持公道？为什么不支持善类？最终把矛头指向了山的最高统治者－－山灵。作者就是被奸人排斥出朝庭的，联系到作者的经历，文意所指也就一目了然。猿就是作者自况，王孙就是排斥他的凶险恶人，而山灵自然就是皇帝。是皇帝善恶不分，贤愚莫辩，失察失职，致造成好人受欺，恶人逍遥的结果。
三篇文章题材、手法相近，都是以寓言的方式，以小人、曲才、恶人为题材，为对象，并对它们进行无情的痛斥。但稍微仔细点就会发现，作者的用意并不止于此，而在于追究事物的根源。而这根源就是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作者不可能反对皇帝制度，但看出来，他对当时的几位皇帝是心议腹非，持否定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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