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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刮起了一阵“反美女作家”之风，不少人站出来对所谓的身体写作加以批判，似乎视其为瘟疫般可怕，而且这阵风越刮越强，大有将女性作家贬得一无是处才肯罢休，又似乎只要是个女人，只要在作品中声称与谁发生过性行为就是千古罪人就应该反省就该遭人声讨。 

　　

　　 我倒想问问那帮子人，“美女作家”怎么了，人家招你了吗？ 

　　

　　 不就是一本小说吗，至于吗？人家就那么一写，您就那么一瞧，您要是喜欢就继续看下去，不喜欢您就甭看有别人爱看，也用不着狗血淋头地声讨砸人家的饭碗吗？况且，这文学上的事也不是您一个人说了算的，您一人急也没用啊。

　　

　　 事情不外乎几个女性作家写了几本小说其中夹杂了一些对性的只言片语，这帮子人就不满了，就忍不住跳将出来骂人了。于是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挑出来，奋不顾身地加入批判者的行列，与他们一起气焰嚣张、煞有介事地抨击，她们灭九丹，灭卫慧，灭棉棉，灭赵波，灭安妮宝贝，灭那些已经有了名气和那些尚未出名的女性，一个也舍不得放过，并且给她们定义为“美女作家”。

　　

　　 我们发现，把矛头指向所谓“美女作家”的大多是男性，以“性别”作为一个价值标准，而并没有给女性作家以无性别的文化定位。这个“性别”标准就算不带有性别歧视甚至是猥亵的色彩，至少是简单肤浅，而且是不稳妥不审慎的。男权式的命名，对于女作家固然是一种不平等，而对于文学与文化，这种命名则显得轻佻而虚浮，完全暴露了批评者的粗俗和浅陋。而且仅站在与“美女”对应的“男性”的角度去评价，而不是“文学”和“文化”的角度上，给“异性”以“感官式”的指称，对那些女作家也是极其不负责任和不公平的。 

　　

　　 说长道短是人的本性，高高在上就形同审判，能够审判另一群人总是令人快乐无比。这些审视者对她们的印象很多仅停留在某个很局限的细节，抛开其它内容不置可否而专咬这一点。我不懂评论的手法和技巧，却发现审判者的眼光不单挑剔，而且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人，并且随之做出恶意地评价，他们甚至不在乎一竿子打翻的是一船人还是半船人，公平地评论不是他们的义务，他们要的只是审判他人带来的快乐，极其不负责任的言论制造着他们的快乐，并且，一次又一次。

　　

　　 不排除以九丹为代表的诸位“美女作家”试图以此方式哗众取宠吸引大家的眼球，毕竟在当今的经济体制下，“注意力”一词的潜台词可以理解为“收入”，这一手段早已成为媒介的零食和书刊的饭票——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其他——

　　

　　 你可以指责她色情，但她对性的描写也局限于只言片语；你说她的作品作品是美女文学，但她终究反映出了一些客观的、实质性的东西；你也可以强调她的小说故事性不强，但我却认为对于一本“准报告文学”类小数来讲那足够了，况且，文学除了华丽的词语之外更重要的是内涵和思想。也许王朔等人给她的高度评价是不负责任的，但我每读一次抱着怀疑的态度读《乌鸦》却都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深信之中。我不敢相信那是文坛上的进步并且怀疑你们也许是对的，但，创新大胆真实记录的同时毕竟客观地反映了事实真相，自然值得鼓励，美女文学也好，妓女文学也罢，敢为天下先，勇气可佳，毅力堪佩！

　　

　　 其实任何事情的评判都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的，同样一个事物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所得的评价标准也不尽相同，比方贾平凹早期的作品曾因涉及到了“性”而被人批得不浅，但到了今天我们却又认为那是我国近代文学史的宝藏和里程碑。藏族同胞阿来的《尘埃落定》在述事的同时也粗浅地描绘一个土司儿子先后与不同阶层的各种女性乱交，但“百年百种名优作品”里照样有他的份儿，李敖的“什么什么山爱”更是出格地刻画了一场二十年前后乱伦戏，但没人能阻止它成为热销书一火再火。

　　

　　 再说了，生理上的下半身既然天经地义，心理上的下半身必然也天经地义，女性通过写作探讨下半身同样不应视为禁区。即使作者的写作内容涉及到的话题确实敏感，也用不着因为性事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吧，万芳的《空镜子》中虽也有过描写了一个80年代的女人为达到各种目的先后与几个男人乱搞，但并不妨碍其获得老舍文学奖。况且，男性也在写，我看到李敖写性，看到石康写性，看到无数怀着各异的心态男作家在写性，却没见有人反对。

　　

　　 今日事后人评。现在对九丹及“美女作家”的评论甚至评判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我认为，那不算数。对她们的真正意义上的评论，合理的、无功利色彩的定位也许要等到若干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