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王淦昌晚年回忆他的求学生活，曾激动地说起这么一件事：1930年他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时，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自己的一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的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这位“吴教授”就是清华物理系的吴有训先生。
王淦昌提到的这种情景，费孝通先生的几位学生史国衡、张子毅、胡庆均也都碰到过。史张胡三位在费先生的培养下，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1943年，费先生到美国后，亲自将学生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如史国衡的《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张子毅的《Earthbound China》。这些学术成果都很有影响。而当时，费先生也只不过三十岁出头。
两位著名教授，都主动为学生翻译论著，而且，毫不声张。如果没有一点胸怀和境界，是不可能做出这般“义举”的。
我说它是“义举”，是因为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这几乎就是“
天方夜谭”了。
而今，指导研究生的“导师”，不知怎的，忽然变成了“老板”――现在不少研究生张口闭口都是我的老板如何如何。当然，这也可能是流风所及，因为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的官员，也是被称为“老板”的。
“老板”之下，也就完全“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当然是讲求投入产出和效率优先的。于是，教授“老板”的投入就不能没有产出，并且要“利润最大化”――尽管他的投入，国家已经给予了相当的“回报”，但他们大都非常注重“微观经济学”，在自己学生身上的投入也往往要寻求产出，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如今，不要说很难看到导师会悄无声息地将学生的论著翻译后发表，“潜规则”是，学生的论著，不论合作、指导与否，导师的大名往往是要挂上的，而且还得是“第一作者”。
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导师是既不“导”也不“师”，只是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学生也自嘲读研即是“打工”。据说有学生因为长期“打工”且没有报酬而“抗议”，有向学校检举揭发的，也有公然罢读的。这也是因其“撕破了脸”才得以“广为人知”的；那些碍于师生关系而“隐忍不发”的，恐怕更多。
这样说，决没有“一棍子打死”的意思。具有“大爱”品德的老师，那是所在多有的，许多老师爱生如子的故事，也相当感人。但无论如何，像吴有训、费孝通那样的“义举”，现在确是凤毛麟角了。这也是我们时时追怀前辈学人之师德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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